祖庭首頁
前言
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：一位高僧身邊，往往聚集著一群士大夫。這種現象從東晉時期就表現得很突出，隨便翻一翻當時的史籍，便能發現很多這樣的例子：
兩晉之際的高僧康僧淵，本是西域人，生于長安，“貌雖梵人，語實中國”，和殷浩辯論俗書性情之義，“自晝至曛，浩不能屈”。和康僧淵一同渡江南下的康法暢，“常執麈尾行，每值名賓，輒清談盡日”。（出《高僧傳·卷四》）
支道林，名遁，世稱“支公”，東晉高僧、佛學家、文學家，幾乎可以說是生活在當時的士族精英中間，和他交往過的名士有王羲之、謝安、謝玄、許詢、孫綽、王修等。
道安大師與學者習鑿齒有著密切的往來，二人初次相見時，“四海習鑿齒，彌天釋道安”的妙對，為世人津津樂道。前秦國主苻堅攻陷襄陽，將道安大師和習鑿齒接往長安，說：“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，唯得一人半……安公一人，習鑿齒半人也?！保ā陡呱畟鳌ぞ砦濉罚┮驗榱曡忼X有腳疾，所以被戲稱為“半人”。后來道安大師規范整頓佛教，習鑿齒在其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。
蓮宗初祖慧遠大師身邊，有劉遺民、周續之、宗炳、雷次宗、張野、張詮等名賢隱士，另與陶淵明、謝靈運、殷仲堪、桓玄等人也有交往。
這種現象的出現不是偶然的，而是伴隨著佛法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而出現的。
佛理玄風，締結勝緣
魏晉時期是高揚出世精神的時代，士人學者雖然是世間之人，但在當時卻又有著明顯的出世情懷。他們作為士族子弟，莫不傳承家學，或儒或道，各有所專。而在家學之外，則諸子百家、方伎數術，無不涉獵。老莊之學在當時的士人群體中備受青睞，文人雅士崇尚清談，玄學之風大盛。這一時期，佛家般若學派出現繁盛局面，僧人們又長于談空說無，發揮妙理。因此，當梵僧陸續來到中國之時，“僧人與名士互以清談玄言相傾倒”（錢穆《國史大綱》），佛法中般若空性的學問，也以儒、道格義的形式呈現于世。
荷蘭漢學家許理和，將公元三世紀末至四世紀初的中國佛教稱為“士大夫佛教”，認為當時的僧人就是“披著袈裟的士大夫”。因為那些僧人雖然是方外之人，但也是通曉世間各種學問的博學之士?！陡呱畟鳌分杏涊d了很多這樣的僧人：鳩摩羅什“陰陽星算，莫不畢盡，妙達吉兇，言若符契”；竺法潛“或暢《方等》，或釋《老》《莊》，投身北面者，莫不內外兼洽”；史宗“善談《莊》《老》，究明《論》《孝》，而韜光隱跡，世莫之知”；道安“外涉群書，善為文章。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，皆依附致譽”；慧遠“博綜六經，尤善《莊》《老》”；釋道融兒時讀《論語》，過目成誦，到而立之年，“內外經書，諳游心府”；釋僧瑾“少善《莊》《老》及《詩》《禮》”；釋法瑗“論議之隙，時談《孝經》《喪服》”，等等。
東晉名士孫綽作《道賢論》，推重僧人的操履德行，把“天竺七僧”和“竹林七賢”相比況，可以說是當時主流士族階層對佛法的認可和接納的佐證。（《道賢論》現已不存，內容散見于《高僧傳》：“后孫綽制《道賢論》，以天竺七僧，方竹林七賢，以（竺法）護匹山巨源?！薄耙?帛)法祖匹嵇康?！薄耙裕梅ǎ┏吮韧鯙F沖?！薄耙裕梅ǎ┥畋葎⒉畟??！薄耙裕ㄖВ┒莘较蜃悠??！薄耙裕ㄓ诜ㄌm）比阮嗣宗?！薄耙裕ㄓ诘溃╁浔热钕??！保?/span>
東晉世家大族子弟出家的現象也時有之?，樼鹜跏霞易逯?，大將軍王敦的弟弟出家，為竺道潛。宰相王導的弟弟出家，為釋道寶。這種世家子弟出家的情況，在后世也屢見不鮮。唐朝宰相裴休，出身河東裴氏，世家大族。宣宗帝常對人講：“休，真儒者也?！彼膬鹤优嵛牡码m然中了狀元，但是裴休作為父親，最終的選擇卻是送兒子出家。他在《示子出家偈》中殷切囑咐：“含悲送子入空門，朝夕應當種善根。身眼莫隨財色轉，道心須向歲寒存?？唇浤罘鹨缼熃?，苦志明心報四恩。他日忽然成大器，人間天上獨稱尊?！背黾覟樯?，荷擔如來大法，是一種無上的榮耀。唐朝的宰相杜黃裳，在臨終的時候遺憾自己一輩子無緣出家為僧，遺命囑人幫他剃染之后再入殮。宋代也有名相王旦，遺命亦然。
僧士交往，世代相傳
僧人們的道德學問為世人所敬仰，成為引領整個社會精神生活的重要因素。錢穆先生說：“我不信佛教，但我很崇拜中國一些大和尚高僧們。我只拿一個普通的人格標準來看和尚高僧，來看他們的表現。但中國高僧們，很少寫進《二十四史》。中國歷史人物實在太多，《二十四史》寫不盡?！保ā秶沸抡摗罚?/span>
僧人與士大夫的交往，是中國文化中的一種傳統。歷代高僧的行跡，及其與士大夫的交往，有很多很多。但在正史中，有很多內容被剪除了，就像印光大師所說：“《舊唐書》，凡佛法事跡，及士大夫與高僧往還之言論，俱擇要以載。歐陽修作《新唐書》，刪去二千余條?！段宕贰芬嗳?。蓋惟恐天下后世，知佛法有益于身心性命、國家政治，而學之也。其他史官，多是此種拘墟之士。故古大人之潛修而密證者，皆不得而知焉?！保ā读治闹夜休浫照n發隱》）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。不過，在現存的典籍中，我們仍然能夠有幸讀到很多僧士交往的動人故事。
唐朝的時候，白居易篤信佛教，樂于親近寺院僧人。他親近鳥窠禪師，鳥窠禪師為他開示佛法要義：“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自凈其意，是諸佛教?！痹诒毁H為江州司馬的時候，白居易經常到東林寺拜訪僧人。宋朝的時候，蘇東坡和佛印禪師關系密切，他們交往的各種趣聞軼事不勝枚舉，“八風吹不動，一屁過江來”的典故早已廣為人知。
而喜歡寫艷詞的黃庭堅和喜愛畫馬的李伯時，同時受到圓通秀禪師的點化，因為懼于墮入三惡道，李不再畫馬，黃不再寫艷詞。蓮宗七祖省常大師在北宋的時候于西湖邊結凈行社，專門招請文人士大夫入社念佛。到了明朝，蕅益大師則與“江左三大家”之一的錢謙益關系密切。民國時期，印光大師身邊有許止凈、張云雷、丁福保、高鶴年等著名的居士，都是當時的知識精英。弘一大師身邊則有夏丏尊、豐子愷等名士追隨。豐子愷雖未出家，但一直對弘一大師執弟子禮，他創作《護生畫集》，就是受到弘一大師的影響。
內外相資，弘法護教
在佛法初傳的魏晉之際，僧人群體能夠和本土的文人逸士建立密切聯系，正是基于他們知識精英的共同屬性以及共具的出世情懷。而在此后大乘佛法深深植入中國本土文化的過程中，僧人無論是譯經還是弘法，都得到了這些在家知識精英的大力協助與護持。
在佛法的弘傳中，出家人是內護，在家人是外護。印光大師說：“昔如來將入涅槃，以其法道，付囑國王大臣，令其護持流通。良以僧眾舍俗出家，精修梵行。既乏資財，又無權勢?？v能宏揚法化，難免外侮侵陵。若得王臣護持，則法化廣被，外侮不生。以其強暴橫逆者，息影而匿跡。調柔良善者，起信而投誠。故得大張教網，撈摝苦海之魚。丕振宗風，徹見自心之月。內護外護，相需而行。則如來法化，自可橫遍十方，豎窮三際。普令含識，同沐法澤?！保ā洞罂偨y教令管理寺廟條例跋》）
佛法在中國流傳兩千多年，士大夫可謂功不可沒。西晉時期著名的譯經師竺法護，在翻譯經典的過程中，就有很多得力助手是當時的才俊之士，比如聶承遠、聶道真父子，陳士倫、孫伯虎、虞世雅等。唐朝的時候，般剌密諦尊者翻譯《楞嚴經》，宰相房融就是其中重要的成員，擔任筆受。
由于佛法是從異域傳來，難信難解，因而受到過很多攻訐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眾多士大夫擔起了護法的職責，由此誕生了很多精彩的護教文字，比如梁代僧祐律師編的《弘明集》，唐代道宣律師編的《廣弘明集》，等等。這些集子里所收錄的文章，有很多是當時的士大夫所寫，如《弘明集》中牟融寫的《理惑論》，宗炳（東林蓮社十八高賢之一）寫的《明佛論》等。從這些文章中，也可以反映出當時僧士交往的痕跡。到了北宋，宰相張商英專門寫過《護法論》，明朝開國重臣宋濂還著有《護法錄》。這類護教雄文，條分縷析的說理，通達無礙的文采，讓人嘆為觀止。
儒家講“天下觀”，而佛家講“法界觀”。在僧士交往的雙向互動中，僧人受到士大夫的重要影響，但士大夫受僧人的影響更大。佛法在潛移默化中提升了士大夫的境界。印光大師說過，古來凡是建立不朽功勛的人物，多是由學佛得力而來。北宋宰相文彥博，曾和凈嚴法師集合十萬人，舉行凈土法會，發愿求生西方。這種普愿眾生皆得解脫的本懷，已經遠遠超越了士大夫對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的期許。
結語
作為世間與出世間的重要角色，僧士交往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。倓虛法師說過，和尚是世界的大軸，是維系人心、社會化導的中樞，和尚不能動。僧人以身垂范的大乘菩薩道精神，與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精神相資相長，以出世的情懷，做入世的事業，共同描繪出了中國文化史上的一道靚麗風景。
本文選自《凈土》2022年第1期
